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男，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1949年年初，国学大师钱穆、唐君毅等先生从内地南下香港，在这个海边孤岛的贫民区，高傲地铸造一个华美的国学殿堂。
五十多年后，我一路沿着大师们的足迹追踪，经过和邂逅了许多前人和后者的感触、深思，却最终抵达的是一个因时代变幻而斑驳残缺的故事，一个面临拆除的肮脏的旧址。
故事前半阙，浪漫而壮丽，故事后半阙，萧索而残酷。
为什么华美的章节常滋长于苦难的拐角，难道正如奈保尔所说，惟有苦难才能让民族的文化最瑰丽地绽放。然而绽放于此的瑰丽，我们又要如何存放。？
关于这个遗址的命运，香港政府和新亚书院的校友还在尴尬地讨论，是该全部拆除，还是让它继续尴尬于贫民区中？
贫民区里的大师
或许，最合适埋葬这个故事的处所，正是记忆，只是，如此轻浮的时代，如此躁动的我们，能否恪守得住这些记忆？
为发扬复兴国学，钱穆即使年事已高，依然不倦于讲演
门我却突然不想进入了，虽然那孩子慷慨得可以。
站在门口，迎面而来是臭袜子发出的酸味，还有黏稠的油烟味。四面的墙壁，斑斑点点，发着油光，像是老人的寿斑。
“你怎么不进了？”他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难得我妈妈不在。”那孩子告诉我，有许多人来这里探访过，其中许多老先生，那些先生有的还没进来眼眶就湿润了，有的边走边摩挲着墙壁、栏杆，“但他们都被我妈妈赶走了，我妈妈交代过我，别让他们进。”
“为什么呢？”“我妈说，烦得很，不就住过什么破先生吗？”
不就住过什么破先生吗—这就是历史最后残留的部分。
我一开始也是被拒绝的，只是我随手拿了瓶饮料给他，和他攀谈了几句，我问他，怎么不去上学了，他说不想上学，我问他家里还有谁？他回答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我家很穷，住这里的人都很穷，你看，现在的房间都被隔成一间间了，我们香港把这种房间叫‘鸟笼’。”孩子显得有些老成的感伤，然后，突然说，进来吧。
来之前我读过材料，他家瓜分的区域，正有一部分是先生们的宿舍。新亚书院1950年迁徙到这里，总共用了三楼和四楼共六个单位，四楼上课用，也就100多平方米，用活动板间隔成四个教室，每当周末讲座或者活动，就把板拿掉，成了一个大教室，三楼也100多平方米，分成六个部分，每个部分大概15平方米，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先生分别占据了三间，余下的就是学生宿舍了。
在那孩子的带领下，我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小心避过堆满的杂物，走过略有油腻感的地板，抵达了那扇门，先生的宿舍就在里面。那孩子说，现在那里睡着他父母和他，我却踟躇了。此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一个新亚老学生给我讲过的故事：有次他回到桂林街新亚书院的旧址，看到垃圾堆满了过道，他一怒之下冲进这一间间 “鸟笼”里，生气地问，是你们谁把这里搞成这样？怎么能搞成这样？那里的居民个个漠然地转头就走，还有的骂了句“神经病”，留他一个人站在这里，扼制不住老泪就一直哭。
我记得他当时的用语，“简直是被现实迎头砸伤了”。
此时我有着同样的恐惧。
贫民区我该有所准备的，这里从来就不是繁华地，这里还是香港的贫民区，虽然寄居过一个无比瑰丽的故事—新亚书院。
那天中午我找了许久，甚至觉得仿佛是被流放在时光中。阳光铺天盖地而来，不同年代的牌匾交杂出现，恍恍惚惚。穿过电影中出现过的鸭寮街，那里人声鼎沸，叫卖、讨还，熟练得仿佛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走进横亘着的桂林街，依然满街的熙熙攘攘忙忙碌碌，谁能知道，在那参差的广告牌和嘈杂的人群中，藏着这么一个故事。
我最终是在发廊和房地产两间店面中看到那个门牌号—桂林街63号。
新亚书院文直良先生知道我要来找桂林街旧址，生怕我迷路，特意给了我一张去年的照片，当时的桂林街63号夹杂在中天药房和中兴毡垫商店中间，才一年，周围的图景全都变了—这就是贫民区的特征，一切都在刷新，你可以通过这些刷新看到命运仓促的流动。其他地方都翻身了，就这里保持着流动的命运，从内地解放前到解放后，从香港回归前到回归后，总有许多被命运流放的人，继续如浮萍般到这里，然后随着时光的各种变迁，兀自散去。
也是从走进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在想象当时的场景，才真切理解，其实那时候的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张丕介先生也都只是命运的浮萍而已。他们实在拽不住自己命运的方向，但就在这种情下，他们还在做着那个瑰丽的梦。事实上当我站在楼道口的时候，我一直在揣想，当下得车来的钱穆先生看到这个肮脏、狭窄、翻滚着臭味的楼梯该是如何的心情。楼梯里头幽暗深邃，即使在白天，狭窄的楼群把光给挡了，我仿佛看到钱穆先生那瘦小的身躯就在门口，当时他拖着不多的行李，路边应该聚满了从内地各地流浪而来的人，或许当他站在门口的时候，人潮不断推挤着他，然后他低下身子，小心地拉起长袍不让它沾染到油腻的地板，走进那团幽暗中。
流放是张其昀把钱穆邀请来香港的。但是，或许张其昀自己也没有想到，只是突发奇想地随口一说，竟然就把当时名满天下的钱穆、唐君毅邀请来香港自己的学校任教了，而那个学校当时仍然没个影。
那年，1949.年，广州，狭窄的骑楼，到处有随意卧休的人。那其中有蓬头垢脸的逃亡者，有布衣长衫的落魄知识分子，还有裹着残破军装的军人。此时的广州，像个大车站，众多人拖家带口、怀揣着困惑而来，到了这里，又被抛入集体的巨大的困惑。大量人都像是被历史临时赶起的潮，终究会往各自的方向流溢，从这个当时破败的国度的南端，可以重新北上，可以去新加坡、去菲律宾，甚至去缅甸，另外的选择就是去。中国台湾或者中国香港。而在流溢中，已然可以看出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张其昀低着头走在拥挤的街道，崔书琴、谢幼伟已经和他一起商定要到香港办一所学校，申请文件已经递交给香港政府了，他此时困惑的是，到哪去找一个有名望的人来当校长。他边想边走，抬起头却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钱穆先生，张其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他。
1949年，对于知识界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这年以胡适先生等为首的一批人在筹划着《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刊，徐复观先生也在忙着《民主评论》的出炉。知识界在分化与不安中，都没有闲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到了广州，思考自己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钱与张在广州的相会，则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当时的钱穆已经离群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10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8年的学术生涯。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南京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原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独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 其中原因，早已经成了悬案。一种说法是学术的分歧，傅斯年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
另一种说法是，钱穆先生的桀骜惹怒了傅斯年。先生并不是一个注意世故的人，他的才气带着点狂放的气概，他在不同场合对各种人都会直言对方的纰漏，这让他得罪了一些学者，这其中包括傅斯年。
说钱穆先生是书生意气，恐怕是有些根据，他是个兴之所至的人。从西南联大离开后，人生的转折和时局的动荡让他有些灰心，他想着择一安静之地，闭门著书立说“力避纷扰”。此时，滇人于乃仁在昆明筹建五华学院，托钱穆的学生李埏代为敦请，钱穆想着昆明的气候、风景欣然应允再入滇中。不过，或许是内心的焦虑不能根治，抑或是动荡的内心已然脆弱不已，他开始以“有一友人说，人到老年，倍宜乡食”为理由，认为自己的胃病“当以居乡为得”，想要回无锡老家，那时无锡巨商荣家创办江南大学不断邀约 .在久辞不下的情下，钱穆竟然在1947年7月自己拿着行李，一个人偷偷回到无锡。不过，居家的安静却也终究没能安宁先生躁动的内心，1949年春假，钱穆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决定南下，无锡荣家劝他勿离校南去，他再次故技重施，托言春假旅行，不携书稿，只身南下广州。
我一直觉得，这个过程是钱穆先生在探求内心之安宁以及一生之志向的过程，四处的奔走背后是先生焦虑的内心。《钱穆传》作者陈勇也认为，钱穆会到香港是偶然中的必然，即使没有张其昀，那时候的钱穆或许也终究会接受某个人的邀请南下香港的，他的性格已经让他选择了香港—他是那么桀骜、理想主义而且诗意。
书生一片浑浊的视野。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横亘着的是连绵不绝用铁皮搭起的屋子。有孩子因肚饿而哭，有妇人为未来之绝望低吟。就是这样的街头，突然看到一张用秀美书法写成的招生广告：本书院创立于1949年秋，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新亚书院第二批学生、现在的知名学者唐端正记得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招生简章时，是如何的惊艳。唐端正当时随父亲逃难到香港，他会就读于新亚书院也是偶然。他记得很清楚，在当时那脏乱的贫民区到处挤满了逃难来的人，大家关心的是如何吃饱的问题，当时他并没有听说过钱穆先生，看到那简章的时候，只觉得这学校有点痴，但却分外打动他。
钱穆、唐君毅两先生那时候还坚持每周开讲座，总有大大的预告贴在萧索的街头，惹来众人的侧目，有的笑他们痴，有的笑他们傻。但要不是这种痴傻，他们如何能支撑下去。事实上学校搬到桂林街已经是获得接济后改善的处境。钱、唐两位先生是于1949年秋天到香港的。不久，应教育部邀请，钱穆回到广州，参加孔子诞辰演讲。在此期间，邀请他来香港的张其昀先生却去了台湾。
当时，建校事已由崔、谢两位先生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校名为“亚洲文商学院”，以钱先生为院长，一位姓刘的先生任监督。此缘香港政府有此规定，创办新校，必须有监督一人，出面负责。刘先生夙居香港，担任此职比较合适。然而在开学典礼前夕，谢幼伟先生又离去了，到了印尼一家报馆任主笔。谢先生的离去，一方面固由于印尼方面邀请，亦未始不有新校前途未卜的缘故。崔书琴先生十分赞成，认为此乃狡兔三窟，得一退步之策也。从中，我们也可约略窥得钱、崔等几位先生此时的处境了。
唐端正记得，开学典礼就是由钱先生主持，在那次演讲中，钱穆先生激动异常，他并不能听明钱先生的无锡口音，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
当时，学校还为夜校性质，初期仅有学生40人左右，后才增加到60多人。校舍仅有三间教室，乃租借于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两间，而钱、唐两先生自己常几张课桌一拼，就这么睡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景下，钱穆收到了老师吕思勉、好友顾颉刚的来信，劝说其回。在后来的回信中，钱穆这样对他的老师诚挚地解释：“老师一生劳瘁，无一日之余闲，现在年事已高，我做学生的不能为您尽一点孝心，不能为老师扫扫地，铺铺床，每想到此，心中总感到非常遗憾。
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来往，这是我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当时顾颉刚得知这个消息感慨了句：“果然是个书生！”
歌前面的座位坐着一个将军，旁边是个曾经的歌星，而另一边那个衣衫褴褛满身尘土。这是唐端正记得的新亚书院上课的情景。
1950年秋，商人王岳峰同情钱穆等先生美行，出资购得在桂林街的这一新校舍。钱先生有意将学校改为日校，但监督刘先生无意于此，也不愿出让校名。此前，崔书琴先生也离去了。因此，新亚书院就必须由剩下的先生独力促成。钱穆遂向香港政府重新申请立案和注册，改校名为“新亚”并担任校长，由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老师。
当时的日子同样难熬，在校学生多为内地流亡到香港的青年，尤以吊颈岭（后来美名为调景岭）难民营的居多，这群学生需要四处找工作，才能挣得一口饭，学费根本没有着落。
唐端正说，当年新亚学费每年480元，而普通人月收入当时为300元，学费不能说便宜，可是由于教授和校方的诸般“宽容”，八成学生获免学费，有时候还巧立名目曰“工读生”，让学生象征性做做清洁、注册就免交学费了。在他记忆中，就有一名吊颈岭难民，晚上在吊颈岭当守卫，天一白就徒步快跑到桂林街上课，每每都要跑两个小时以上，上到傍晚，又要快跑回去当守卫。钱穆于心不忍，也把这个学生以一个名目留在学校了。
唐君毅教授和哲学系同学
于今叙述起来，当时的新亚书院更像是个难民营，许多学生不仅学费没着落，连睡觉吃饭都要在学校，而这一切都要靠这几个先生。先生们不仅要解决学生的教育问题，还有就业问题、吃饭问题、医疗问题。一到晚上，这些半难民学生横七竖八地睡满了整个学校，那些外出讲课以贴补学校经营的先生们，晚上总要小心地避过学生的身躯才能进得了房间。
甚至连这样紧张维持都没持续多久，搬进桂林街不久，新亚的支持者王岳峰因生意失败，不能再供给。新亚书院处境万分艰难。唐端正记得那时候的先生，个个愁眉紧锁，对于这群一向不屑计较金钱的先生，却非要他们在举目四下无人识的香港开口募钱。在最后揭不开锅的情下张丕介先生当了夫人的首饰。钱穆先生只能硬着头皮，在1950年冬和1951年冬两次前往台湾募集款项，艰难地维持校务。
新亚的第一批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记得，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听说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特意到学校看他，“只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心里真感到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晚上睡觉往往噩梦不断，他们几次都会被深夜里教授的惨叫声吵醒。“我们当时就睡在唐君毅老师的宿舍旁边，晚上突然听到唐老师惊恐地呼叫，天啊，天啊，我们一些同学听着听着泪就一直掉。”
即使这样的境，这些教授和学生最常的休闲，就是聚在一起，谈如何复兴祖国，复兴祖国的文化，讲到激动时，学生常常聚在一起，咏唱钱穆先生写的校歌：“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啊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唱到动情处，又是两腮泪。
墓地我最终没有进入那个门，我甚至怀疑我此行来的目的，看着这么一个腐朽的躯壳，能够说明什么？当我要转身离开时，那孩子告诉我，听说香港政府有个很奇异的设想，要把老楼拆除了，复建在离地15米高的基地上，基地下将建一个新亚书院纪念公园。“很奇怪的思路，感觉像在房子地下建了个大墓。”那孩子说。
墓地！新亚书院的桂林街历史其实仅仅持续了8年，但在采访中，新亚的许多学生告诉我，要找新亚哪里都不要去，桂林街那里才是新亚的母地。
而当时另一位学生好不容易才对我说出了口，“怎想却也成了墓地”。
一切像是突然的转机，却不想，有着另外的颠覆。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已有三百多万人口，社会的发展，使青年寻找出路的压力大增。而当时香港仅有香港大学一所大学，鉴于此种情， 1959年，香港政府开始资助新亚、崇基、联合三所私立书院，以作合并大学的准备。
对于合并为一新大学，新亚同人持不同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参加组合中文大学可以提高学院的待遇，经费来源也有保障，毕业生可以获得政府的认可，找工作也会容易。一部分人则担心参加中文大学以后，当局对学校的控制力加强，新亚原来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不易维持。钱穆在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福尔顿考察新亚的讲词中表现了新亚当时的这种矛盾，他一方面站在香港教育界的立场上，认为从香港社会发展方面，应该添设一所大学；而香港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应该有一所中文大学，既可保存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可谋求中西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站在新亚立场，他强调了新亚十年的教育精神和教育立场，他甚至用恳切的语气说：“这一段精神，我们自认为值得要请校外人士了解与同情。”
在出于对学生前途的考虑后，由钱穆先生出面一一说服教授们，促成了合并。事实上当时的钱穆先生做了大量的防范工作，他坚持要用“中文大学”校名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他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然而合并之后的中文大学，已经遏制不住地西化。在校务会议上，中文大学的当权者也开始使用英文开会，这让丝毫不懂得英文的钱穆几次拂袖而去。
谁都盼着这瑰丽的梦想能落地生根，谁想一着陆，却着实碰撞个粉碎。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那年，因为理念问题钱穆先生辞职了；1970年，张丕介先生去世。1976年，唐君毅先生和一大批创办者也辞职了。在那次采访的最后，一位老先生悲伤地向我发问：“你觉得，那新亚书院还算在吗？”
魂当时的问题，我没能也不好作答。事实上钱穆先生后来又“回来”了，在现在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里，先生的文章被雕刻在校园里，连同他的风骨再次被不断忆起—新亚这种直指灵魂的风骨，是能跨越历史与现实的诸多障碍的，我想能盛放新亚精神的，正是信念本身。
离开香港前，我特意去拜访了被人称为钱穆大弟子的孙国栋教授。在那个暗夜，沙田医院，灯光昏黄，眼光所及的一切，铺陈成一张吐纳过多少岁月的那种泛黄的照片。保姆爱姐不得不一次次提醒她身旁的老人，“你小点声。”这满头银发的老人几次讲到钱穆先生都激动到嚷嚷起来，那苍老但亢奋的声波游荡在昏黄灯光下的医院，显得那么的突兀和冒失。事实上他一直在努力压低自己的声音，也一直在克制情绪，但每每，讲到他的老师钱穆讲到的那段故事，他依然遏制不住地激动。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觉得什么是新亚精神，新亚的魂。老人想了许久，答，或许是天真吧！
作为佐证，老人给我讲了个故事，当时中文大学的领导多次挽留钱穆先生不果，出于对先生未来的考虑，建议先生以退休名义离开，而不是辞职，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辞职的话就没有退休金。当时的钱先生劳碌了大半辈子，却还没有自己的一片瓦，仅仅是靠着一些学术机构给的科研经费度日。“但就是在那样的情下，先生还是拒绝退休，这就是新亚的天真和固执吧，有点痴又那么真。”
在我要告辞时，孙老先生最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后来迁居到台湾的钱穆先生，一直讲到八十多岁讲到身体不能负荷的时候才从讲台上退休下来，“那天，钱先生拖着衰老的身躯上最后一堂课，他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讲台。了，那个已然衰弱到连走路都费劲的先生，宣布下课，在大家答礼要离开的时候，钱先生突然在讲台上大喊‘你们是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中国!’” 孙老先生仿佛看到那场景，再次情不自禁随着先生喊叫起来……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