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作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不可能真的像旧时那样读经。但是有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大不相同的。英文程度在抗战前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不过到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被迫改学日文，大家不约而同消极抵制，结果既没学好英文也没学会日文。抗战胜利后，与华北其他学校一样，英文变成一大弱点。眼看高考竞争不过南方的同学，校方特别加强英文教学，除加强师资力量外，要求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的，果然无形中对我们提高英语水平很有帮助。 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这又和赵校长的创业思想和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本专业的毕业生，而且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有 些人的学识丰富、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讲得那样清楚而有吸引力，使我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学校要求用英文讲课，她也无难色，结果等于同时还要教数学英语。还有一位教三角和立体几何的老师，更加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其他各科的老师都各有千秋，无法一一详述。在抗战以前，高水平的教师可以 说是校长高薪聘来的。但是抗战爆发后，教师生活每况愈下，到解放战争后期物价飞涨时，那微薄的薪金简直难以糊口。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病了，我和同学去她家里探望，真的是陋室一间，四壁萧然，令人鼻酸。她付不起医 药费，就这样挺过去，略好些就来上课。有的老师兼做一些家庭教师，在课堂上间或也发发牢骚，但是教学照样认真，对学生照样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时绝没有学生或家长向老师请客送礼之事，也不允许。我当时少不更事，一切视为当然，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那时没有评模范之说，以今日的标准视之，大部分老师都够得上模范教师。 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中，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 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事实上，抗战胜利，迁居后方的名牌大学复员之后，入学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现在（由于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同档次的大学入学之难易差别很大），甚至录取比例比现在更小。如以名牌大学录取 率计，耀华在天津名列前茅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整体教学质量的结果，似乎没有刻意追求“升学率”这一概念。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本文几次提到赵君达校长，那是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遭日本特务暗杀的。尽管他牺牲时我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是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她处英租 界，日本侵略者势力不能公开直接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本侵略者占领，为使大批学生 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为侵略者所不容，曾在信封中寄去子弹威胁警告，赵校长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我家刚好与他家住同一条胡同。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我们从窗口可以望见。大约特务也摸到了这一规律。那天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家里大人 说是听到了枪声。我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每次总是二者一起联想起来。 我这一代人是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的教育中熏陶出来的。而赵校长之以身殉职、殉国，对我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后来涉世越深，就越觉得当年在耀华所受的全面教育之可贵，也同时感到赵君达校长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今天时代、条件都已大不相同，但是那办学方针和经验是否能提供给我们某些启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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